史上最严垃圾管理条例开启强制分类时代,谁产生垃圾谁分类

日期:2019-11-02 15:50:58    阅读次数:4983

历史上最严格的垃圾管理规定已经开启了强制分类的时代,任何产生垃圾的人都应该承担分类的义务。

●垃圾分类逐渐进入强制性时代,垃圾分类、垃圾处理、垃圾回收等相关公司层出不穷。对于那些基于“互联网回收”的企业来说,它们既面临机遇,也面临挑战。

●随着垃圾分类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许多相关方都在努力通过智能手段解决垃圾分类问题。智能垃圾分类回收机已经出现好几年了。许多城市可以在他们的社区看到这样的机器,但是推广效果并不令人满意。

●从概念到行动,各方都应对症下药,真正让公民心甘情愿地接受垃圾分类制度带来的“不便”。教育和执法是不可或缺的。应给予指导和适当的奖励,以促进公民主动分类垃圾。此外,还应规定相关责任和处罚措施。

垃圾分类已经逐渐进入强制时代。对于那些基于“互联网回收”的企业来说,它们既面临机遇,也面临挑战。

6月6日,住房和建设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等9个部门联合发布了《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部门关于全国地级以上城市全面实施生活垃圾分类的通知》,要求2019年全国地级以上城市全面实施生活垃圾分类。 2020年46个重点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处理系统基本建成,2025年全国地级以上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处理系统基本建成。

自7月1日起,《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正式实施,标志着上海成为全国第一个实行垃圾分类的城市。上海市民率先补充垃圾分类知识。与此同时,垃圾分类、垃圾处理、垃圾回收等相关公司遍地开花。那么,垃圾回收真的是一个商业出路吗?用户认为智能垃圾收集怎么样?

垃圾分类势在必行

代表垃圾悄悄上升

7月1日,《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正式实施。“史上最严格的垃圾管理条例”开启了城市强制垃圾分类的时代。

条例实施后不久,一些市民遇到了“完全错过垃圾处理时间”等问题。

陈骁在上海从事外资金融业。自该条例正式实施以来,他所在的社区已经全面实施了定期定点垃圾处理规则。每天早上7: 00到9: 00,晚上6: 00到8: 00是社区规定的垃圾运送时间,在其他时间,垃圾运送地点将被锁定。

由于工作需要,陈骁每天上班都要穿西装打领带,早上扔垃圾的时候很明显不方便把干湿垃圾分开,晚上扔垃圾的时候还是不下班。因此,什么时候扔垃圾对他来说成了一个大问题。

在他这边,这种情况也不例外。在上海的外国公司通常从10点工作到11点,并且经常在晚上加班。陈的一些朋友别无选择,只能把垃圾带到公司扔掉。当每个人坐在一起时,垃圾分类在交流中是不可避免的。有些人点了外卖,把鸡翅换成鸡排。为了避免分拣太麻烦,他们也尽量不点鸡翅。

绝望中,陈骁开始在网上搜索垃圾处理服务。“我非常支持垃圾分类,也相信垃圾分类是未来生活垃圾处理的正确方向。我不需要任何人帮我分类,只要代表我扔就行了。”陈骁说。

根据陈骁的观察,没有几个人和他一样担心。一些同事选择雇佣小时工来解决垃圾处理问题。居住区的许多居民也直接把垃圾袋放在楼下,因为他们不能满足规定的时间,导致到处都是袋装垃圾。“我们的住宅区很大。300户家庭共用一个垃圾站。那些很远的人需要走几百米。台风天不可能把它们扔掉。走廊里会有很多垃圾袋,甚至在一些建筑里也会发现老鼠。”陈骁说。

哪里有需求,哪里就有市场,相关业务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法制日报》记者在电子商务平台上搜索“垃圾代扔”,可以看到上海许多商店提供现场垃圾收集服务。经咨询,商店每月提供的服务价格为220元/月。顾客只需通知客服每天大概的时间,然后把垃圾放在门或走廊里,工作人员就会过来把垃圾拿走并整理出来。

一些商家更详细地制定了收费制度和业务范围。他们还推出了每月付款和团体折扣。不同的楼层和电梯也将有不同的价格标准。每次收集的垃圾的最大重量也将相应规定。

然而,这种看似满足市场需求的新业务在实际操作中不可避免地会遇到一些问题。

一个代表受访者扔垃圾的哥哥是个厨师。替受访者分类垃圾和扔垃圾是他的副业。根据他的报告,“现在一家之主认为每月有100多元,我甚至在跑步时失去了交通费。”

许多商人在面试中都有相同的经历。肖女士还从上海的垃圾分类政策中发现了商机。她最初是个小企业。今年7月,她开始雇佣员工提供垃圾处理服务,并准备在早期阶段赔钱。“有些客户可能不愿意支付几十美元,而其他数百名客户可以接受。”

在过去的两个月里,肖女士意识到了许多问题。例如,一小部分顾客不想分类,他们把所有的垃圾混合在一起,工作人员不得不把它们拿出来并为他们分开。一些顾客只要求单一的服务,但是一旦他们储存了大量的垃圾,甚至蛆和蠕虫已经出现,许多工作人员会向她投诉。

肖女士说,大多数人仍然意识到要清理垃圾,但有时他们遇到一堆垃圾时会情不自禁。充其量,他们提醒他们好好包装,不要让汤漏出来。

目前,在上海垃圾处理行业工作的王欢告诉《法制日报》记者,对于需要垃圾处理服务的人来说,这项服务可以解决客户工作时间和垃圾处理时间之间的冲突问题。在与客户签订合同后,他们将为客户提供分类垃圾桶和不同颜色的垃圾袋,以便客户在家中扔垃圾时能够主动分类。

“像现在一些白领之类的人,也有一些行动不便的老年人。我们的上门服务可以很好地满足他们的需求。”王欢说,他的团队已经开始与一些办公楼谈判垃圾处理合同。稍后,他们还会考虑将垃圾收集相关业务纳入日常工作。

对智能手段的不良接受

用户体验需要改进

除了垃圾处理的“新兴产业”,智能垃圾分类回收机已经存在了好几年,在许多城市的社区都可以看到,但是推广效果并不理想。

近年来,“互联网”一直站在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沿。随着垃圾分类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许多相关方都在努力通过智能手段解决垃圾分类问题。

首先出现的是智能垃圾收集器。它通常设在居民区,居民只要有某种废品产生就可以把它放进去,同时他们可以根据条形码或手机识别获得一定的点数。一些智能垃圾回收器也回收低价值的可回收材料和有害废物,这确实有助于垃圾分类。

然而,这种垃圾收集机的成本非常高。据业内人士称,一套垃圾收集机可以达到几千元甚至数万元。《法律日报》的记者在调查中发现了类似的问题。许多人认为直接雇佣私人垃圾回收商来分类垃圾桶更好。

最尴尬的现象是,那些为了经济回报而分类的人不会选择把它们放进智能垃圾桶,而那些不关心经济回报、不想分类的人仍然会把这些垃圾扔进其他垃圾桶。

北京市西城区李平安小区的垃圾桶都是智能垃圾回收器。回收器由两个盒子组成,一个用于厨房垃圾,另一个用于其他垃圾。两个盒子之间设有二维码识别区。居住区的居民可以扫描和打开垃圾桶,或者踩下开关打开它们。

扫描完代码并拆包后,系统会对垃圾进行称重,并根据重量为用户打分,用于交换日常必需品。同时,回收商将垃圾称重数据送回住宅物业的云数据终端,记录相关数据。

据了解,这个社区早在2016年就开始安装这样的回收机器。《法制日报》记者从物业工作人员那里了解到,起初一些居民会用物业发放的二维码标签打扫院子和扔垃圾。很长一段时间后,大多数居民会懒得打扫院子并称重,或者选择直接踩开关扔垃圾。到目前为止,几乎没有家庭会使用扫描二维码的方法扔垃圾。

“用来扫描代码的标签很小,每次扔垃圾都不方便。我们还在考虑把它做成一种出入卡,让居民使用起来更方便。”负责社区垃圾分类的霍女士说。

虽然智能垃圾收集机的使用不如预期的好,但根据日常垃圾收集大师的说法,大多数主人仍然可以做最基本的分类和分离厨房垃圾。此外,霍女士还向《法制日报》记者介绍说,社区里将会有一名垃圾分类指导员,每天早上6点到9点,他会对厨房垃圾以外的垃圾进行粗略分类,挑出瓶子、纸箱等可回收的垃圾进行回收利用。

作为一名社区经理,霍女士非常赞成垃圾分类和回收。“现在居民区每天都有太多垃圾产生,如果全部使用填埋和焚烧,这不是解决办法。街道也定期举行会议讨论垃圾分类。虽然分拣工作没有上海的细致,但也在逐步进行。我相信将来会越来越好。”

北京市东城区崇文门小区也安装了智能垃圾收集器。一旦进入住宅区,你可以在左边看到这个“大个子”。回收机设有塑料、金属、纸张、织物、细长灯管、化妆品、电子垃圾等多个注入口,居民可以通过二维码卡、微信公众号、小程序、app等进行身份识别、代码扫描和垃圾注入。旁边还有一个更简单的智能回收箱,只把厨房垃圾和其他垃圾分开。

社区开辟的垃圾分类区有专人负责管理,管理人员的制服上印有醒目的“垃圾分类”字样。除了这个特殊的区域之外,传统的垃圾桶还被放置在社区的许多其他地方,通常是以三个垃圾桶为一组,上面印有可回收、其他垃圾和厨房垃圾的字样。

在《法制日报》记者半小时的观察中,传统垃圾桶是居民的首选。有些人还去了简单的回收站区,把厨房垃圾和其他垃圾分开。只有一位绅士使用了有多个插座的“大家伙”。这位先生说,平时很少有人使用多端口回收箱,更多的人在附近使用简单的智能回收箱。"我的孩子们对垃圾分类感兴趣,并要求所有家庭成员都使用它."

《法律日报》的记者随机询问了几名居民,说他们不太使用智能垃圾收集机。其中一名妇女说:“我的家在社区的北部,智能垃圾收集柜在社区的南部。我们用得更少,住在附近的人可能会用得更多。”

目前,据媒体报道,上海也有少量分类垃圾桶要求主人清理和拆包垃圾,而且经常有人在没有清洁卡的情况下将垃圾扔在外面。

继智能垃圾回收机之后,另一种依赖“互联网”的模式在全国兴起:居民只需将餐厨垃圾分开。几乎所有剩余的废物,包括纸、塑料、金属、玻璃、织物、复合包装等。有些甚至包括有害废物和大块废物。只要他们使用应用程序、小应用程序或公共号码,工作人员就会来收集垃圾。

北京自然之友慈善基金会零垃圾项目政策主任谢心元写道,这些废弃垃圾桶的公司运营成本较低,往往更注重前端回收者与居民之间的面对面交流,以及在后端寻找可靠的分拣和处理伙伴(一些公司收集的分拣垃圾中有90%以上可以回收),从而更容易获得居民的信任。一些公司还负责动员居民对厨房垃圾进行分类收集。在动员和沟通过程中,社区居民对互联网软件的使用率和居民的实际参与率都有所提高。

澄清基本责任和义务

提高个人非法成本

今年9月,北京市12257名三级NPC人大代表深入社区和乡镇进行实地调查,听取群众对修改生活垃圾管理条例的意见。在参与调查的243,000人中,近90%同意实施生活垃圾总量控制。可以看出,群众对垃圾分类有着高度的共识,但如何将共识转化为现实仍然需要各界的共同努力。

早在5月29日,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城市建设和环境保护委员会就建议修改和完善《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并通过立法,明确将分类和投放界定为垃圾生产者的基本责任和义务。

有人建议,今后在修改条例的过程中,应该提高个人违约的成本,以便公民在更严格的管理过程中能够习惯。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王灿发对此非常赞同。他认为只有通过设定“违约成本”,才有理由谴责违约者并要求公民执行这些规定。“如果垃圾生产者的责任和义务没有分类,就没有办法迫使公民遵守。”

“然而,不应该允许人们进行分类和提炼。垃圾收集和处理单位或专门机构应允许详细分类。对每个公民来说,可能很难做出详细的分类。只要普通公民能够做干湿分类,或者进一步扩大分类,就可以进行可回收废物和有毒有害废物的分类。垃圾分类和监督应由环卫部门管理。”王灿发说。

王灿发认为,从概念到行动,各方都应该对症下药,真正让市民心甘情愿地接受垃圾分类制度带来的“不便”。教育和强制是不可或缺的。公民现在认为垃圾分类“不方便”的原因是垃圾分类会增加劳动力或相关成本。此外,应给予指导和适当的奖励,以促进公民主动分类垃圾。然而,有些人不在乎所谓的奖励或鼓励。这种情况需要惩罚措施和祝福。应规定相关责任。

此外,《法制日报》记者还注意到,2018年10月26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修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该法已经实施了十年。

“它不仅是《循环经济促进法》,也是《清洁生产促进法》。主要问题在于,这些法律的实际因素不成熟,没有考虑如何在与法律体系中其他法律交叉的地方实施这些法律。很难实施遵循新术语的法律。”王灿发说,例如,《清洁生产促进法》除了清洁生产审核外,基本上没有实施。还有《循环经济促进法》,该法与《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不太协调。建立循环经济试验区和工业园区实际上是综合利用,可以纳入原“综合利用”范围。当然,如果这些法律能够制定一些具体的实施规范,它们也可能发挥一定的作用。实际上,这些法律没有具体的实施规则,缺乏可操作性,不会得到很好的实施。

王灿发认为,当一些地方性法规涉及垃圾的分类和处理时,它们在社会上引起了相对较大的反响。反响主要是是否划分和如何划分,如何惩罚和如何合理。事实上,《环境保护法》规定,所有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环境的义务。垃圾分类是环境保护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任何产生垃圾的人都应该对此负责,尽量不要破坏环境。因此,承担分类的义务是适当的。

此外,垃圾分类是否可行?从国外,如日本、德国、瑞典等国家,他们在垃圾分类方面做得很好,包括中国台湾。起初人们可能不接受,但后来会增加监控、罚款和特别重要的教育。人们的整体意识提高了,所以他们不会到处乱扔东西。例如,日本的街道上没有垃圾桶。当每个人出去的时候,他们生产的垃圾被放在一个袋子里,在家里分类。这也与整体意识的培养密切相关。

“从国家层面来看,《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电子电气废物管理条例》和《循环经济促进法》都与废物管理有关。然而,一些地方,如上海和北京,有关于生活垃圾管理的规定。基本上,具体规定由地方当局制定。国家法律规定了一般原则,如“三项原则”(减量化、无害化和再循环)是固体废物法规定的基本原则。”王灿发说。

记者赵丽实习生赵心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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